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出版于2009年，这部有着诙谐书名的作品，其实却透着骨子里的严肃认真。它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的文化与人性深处，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新型的经验。这部作品被称之为中国的《百年孤独》，是因为它揭示了生活在底层社会群体生命中的东西——乡村生活的孤独感，以及由此产生的说话的愿望。他挖掘的很深，人们的诉求方式的特别性，以能否谈得来，说的着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。这种沟通方式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也就无怪人们内心的那种孤独感。
这部小说的大结构分为上下二部，那就是 “出延津记”和“回延津记”，“出延津”是吴摩西，“回延津”是吴摩西的外孙牛爱国。出延津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；回延津是牛爱国找母亲曹青娥（巧玲、改心）的家乡，为的是娘去世前要说的一句话。但家乡已然面目全非，家乡的根不可辨认。牛爱国回延津纯属灵机一动的意外，并没有执着的有目的寻根。吴摩西并没有回他的家乡，而是70年前21岁时去了陕西再也没有回到延津。他的名字也改了，不叫吴摩西，改为罗长礼。这就还了他少年时期要做“喊丧”的罗长礼的宿愿。但是牛爱国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，跑到陕西才知道了吴摩西的故事，最后却是听了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说的一句话：“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从前。”这或许是富有民间智慧的一句话，它针对牛爱国“寻根”的历史化举动给予了明确的否定。一句顶一万句，始终没有那样的一句话，就象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。生活就是存在着，就是坚韧地生活下去。
刘震云这部作品并未有介入现代性观念的企图，小说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，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。农民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，在这部作品中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，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。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，刘震云显然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，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。在20世纪面临剧烈转折走进现代的时代，乡村农民也有他们的孤独感，有他们的内心生活和发现自我的能力。
脱离历史大事件的叙事并非只是书写田园牧歌，刘震云倾心关注的是人心，人心到底如何？他没有回避中国乡村潜在的冲突，那是源自于人性的困境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刘震云书写的历史更加令人绝望，并不需要借用外力，不需要更多的历史暴力，只是人与人之间，甚至亲人之间的算计，那种误解，那种由对友爱的渴望而发生的误解，更加突显了内心的孤独。家族伦理之被审视和置疑，始终是刘震云写作的主题，并不是说刘震云不尊重家族伦理，而是他可能太看重这最后的依靠，他不断敲打它，击碎它，看它还能不能复原。
我们说乡土生活的本真性，并不一定是就其纯净、美好、质朴而言，因为如此浪漫美化的乡土，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乡土；刘震云的乡土反倒真正去除了理想性，它让乡土生活离开了历史大事件，就是最卑微粗陋的小农生活。在很多情势下，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时刻侵犯着普通百姓生活方方面面，百姓生活或许就在历史之外，在历史降临的那些时刻，他们会面对灾难，大多数情势下，他们还是过着他们自身的“无历史的”或者不被历史化的生活。事实上，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抵达这种“无历史”的状态并不容易，读读那些影响卓著的文学作品，无不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来确认作品厚重份量。一个没有战争、没有动乱、没有革命、甚至没有政治斗争的“现代中国历史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，但刘震云居然就这样来书写中国现代乡村的历史。准确地说，是无历史的贱民个人的生活史。
